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的確實充分體現「從出生到搖籃的精神」無微不至。當看到瑞典豐富的社會福利時，從成本與開銷來看，著眼在是否有足夠的稅金以用來應付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政府需要高額稅金來應付支出，因為瑞典人口少、人口老化高，勢必要抽取高額稅金來應付人口基數與人口老化帶來的延長福利支出的問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數低使得瑞典不至於過度擁擠，政府能夠實施人口數與坪數的最低比例要求藉此來提升居住水準。
瑞典以高稅收來成就其完善的社會福利是建立在資本利潤上的經濟模式，瑞典屬於全球分工內的核心地帶主要以技術與品牌獲得超額利潤，財團因此願意與勞工團妥協，再加上政府的比例稅金制度合理，三大要素的結合才建構今日完善的制度。
每當思量台灣是否也能夠達到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時，首先碰著的問題是稅金的比例。會得到兩個質疑，一是你願意政府提高稅金嗎？二是你相信台灣的政府嗎？我們是否相信政府會把收取來的稅金一分一毫用在社會福利上？答案已經非常明顯。在上述的問題中觸碰到的議題有二「政府責信」與「人民信不信政府」，似乎問題簡化成兩個變項的討論。
在該兩個變項中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核心問題「文化」。哪怕台灣的政府真得有責信，使得人民可以放心的把稅金交給政府也無法成就如同瑞典的福利。問題不只是「政府財源」與「人民信任」的問題，應該是政府與人民對於社會福利的態度根本上的不同。
引用群學出版，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Allan G. Johson著《見樹又見林》（p.60）：「我們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待了幾天……我看到人們上車，每次上車就拿出回數票塞入打印機打個印，我也看到人們在站台的售票機買單程票，然後放入口袋裡，因為沒有人要收票……挪威文化有個信念，就是認為火車系統屬於每一個人，如果人們不付費，就會癱瘓，大多數人因此願意付他該付的……這個文化認為信任人，比想盡辦法不讓人逃票更為重要，也認為只要讓人們對社區有歸屬感，每個人都會盡一己之責使社區更好，這樣比不勞而獲來得更為重要。」引文中可以看到台灣文化與北歐文化在概念上的不同。
我想瑞典能夠讓台灣借鏡的地方在於福利提供的「個人化」，相較於台灣的提供金錢，瑞典政府能夠依每位對象的需求提供個人化的物力資源。有賴足夠的社工人員家訪、合理的收入、非制式化的資源提供、資源的多樣性。
因此在概念上台灣應參考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並視為理想型，借鏡如何福利輸送，借鏡哪些對項應納入福利供給內，並且發展屬於台灣自個的社會福利模式。例如：健保制度，說明台灣注重醫療資源的普及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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