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實務的微小權力

 

社工實務的微小權力

最近工作瀰漫一種無力感，案量爆炸，案件爆炸，尤其裡面夾雜福利依賴的案件。

越來越多PSY案、刁民、社福逛街的非典型案件，例如：
(1)長期依賴父母提供生活費，父母不願供養她，她便以受到精神暴力為由進案，讓自己取得被害人身分謀取補助；
(2)遊民男女朋友的案件，把隨便的小打小鬧當作受到家暴，一進案之後開始頻繁跟社工要物資；
(3)關係不睦的夫妻，衝突之後，太太想找個地方冷靜，不想自己花錢住旅館，透過庇護當作住旅館，反覆庇護；
(4)不願外出工作，自己挑起家暴衝突，先一步去醫院驗傷，之後提告保護令，就為了申請特殊境遇家條補助；

太多了，太消磨了。

行政端(警察)的浮濫通報機制，再加上公部門(主管)的龜縮心態，正好加強了非典型個案的進案量，因為公部門「不敢拒絕」「不敢確定自己的立場」。尤其當個案有特殊背景，認識媒體、記者身分、愛打1999陳情，更是謹慎周旋。周旋的代價就是擠壓社工更多工作時間。

整個漏斗狀的通報機制，就像在抓交替，在抓誰來替這個個案的需求與任性去扛責任，誰是她的主責社工？真的是很公部門會有的產物。

轉嫁給基層社工就是爆炸：
(1)因為衛生局動作太慢，失智症長照衛教我也做。
(2)因為心衛社工人力浮動，精神疾病加害人強制就醫我也做。
(3)因為取得被害人身分，福利依賴的案件我也做。

讓我深感致命一擊的是「個案陳情社工，要檢討的是社工」的指令。讓我對於社工的工作與信念整組崩壞，重新定義了社工是一門如同課服一樣的服務業。

以前覺得這樣的指令或許是透過個案這個鏡子反映社工自己的不足，是可以深化社工專業，但漸漸我越來越覺得只是基於公部門長官自己的方便。

這項指令讓社工的「教育功能」「挑戰」蕩然無存，我其實不知道要再怎麼處理這類案件：
(1)拒絕服務老人案，拒訪，若家訪很可能被陳情。
(2)精障相對人，身障被害人拒訪，擔心刺激加害人的情緒。
(3)精神被害人到處陳情索討物資，我是精障，我不能工作，政府就是要養我。
(4)不識字的高齡老人，加害人就是自己的獨子，倆人同住，獨子警告社工再聯絡就陳情。

我不能衝了，我不能挑戰對方信念了，當我像以前在外面燃燒自己跑案件一天工作12小時，我突然覺得墊背的那層依靠不見了，只有背後是滿佈荊棘的刺，與無數的A4紙堆疊的作業。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人。

失聯個案，分為不同天，早、中午、下午、晚上，四個時段聯絡，若沒人接聽就可以結案。當然社工也可以不只是打4通電話，而是打12通電話，確認真的沒接聽再結案。

精神疾病子女，社工可以向父母衛教精神疾病病程、藥物類型、照顧感受與照顧者被限縮的生活圈......等，也可以只是轉介把案件丟給別人去做，把問題全部丟給衛生局，反正原本就是它們的業務。

社工工作裡面藏著貓膩，可以順勢表面處理，鴨子划水；也可以下潛海底，深入冰山。喏，我知道為什麼有些公職社工心死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