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成為社工？
為何成為社工？記得這個問題在大學時也曾經有老師問過，不過那時比較像是對著學生問，要學生自己去思索，大概提一下。我自己有想過，不過當時比較偏向以後會不會去當社工，跟什麼是社會工作這部分，釐清問題的多，問自己的少，抱持著一個隨波逐流、船到橋頭自然直的狀態，然後繼續當著社工。
一開始，社工就並非在我預料的選項，甚至直言要當社工我不需要去念這種等級的學校，高中時，抱持著不知所謂的熱情與藍圖，對著殯葬業充滿熱情，當時想著往大體美容師去走，所以以低就的方式只選填一個科系生死學系。現在來看，那比較像是一種對於職業的憧憬，這種憧憬的內在其實是空無一物，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條件吸引我，吸引我的只有腦海中那一股熱情。
就讀之後，才知道系下有分組殯葬組與社工組，不過當時其實對於社工沒概念也沒興趣，也沒有想要特別去知道，所謂沒概念指的不是把社工跟志工搞混，而是僅知道有這個職業，卻對於工作內容完全不知悉。大學一年級過的像高中生活，幾近30的學分，讓我的生活固定在課業與圖書館，平日都有著差不多的作息，假日才探索嘉義市區，那是我比較認真念書的一年，現在對於一年級的回憶其實不多，太平淡以至於沒什麼特別印象，不像是在過大學生活。二年級面臨分組，我照著規畫念殯葬組，並計畫至隔壁學校中正大學修法律，規劃照著跑，接觸了殯葬的理論與各個儀式的緣由，印象深刻的是當時修了一堂殯葬文化演變史，在我的印象中大概是經歷過這堂課我開始萌生走向社會工作的念頭，一堂非常硬底子且扎實的課程，那一本藍皮書的論文教材，尤其是中研院的劉淑芬《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這篇論文，我大概是念到這篇論文之後，感覺到這所學校所提供的學術環境，和其他人真正在做學術的人，其實是有斷崖式的落差，在那我才發現自己其實只對於殯葬研究有興趣，對於殯葬的工作，那份憧憬已經幻滅，或者說不感興趣了。
我大老遠地跑過來嘉義，又來到這樣的學校，我心裡大概有底學校的課程應該都被閹割過，所以雖然會對社會學系有興趣，我覺得自己沒什摩可以選擇的，聽老師說社工職業門檻高、不容易念、薪水處於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狀態，我當時對於「不容易念」這個挑戰特別感興趣，基於一個很簡單的信念，我就去挑戰念社工。照例社工課程從社工概論開始，那時候覺得這是一本很玄的書，修完這堂課之後知道社會工作無所不在，社工要遵守的社工倫理，但就是無法想像社工這門職業實際的樣子。
大學二年級開始接觸社工，同時開始去思考一些問題，部分是因為明確知道社工以後會跟著弱勢一起工作，同時也要替弱勢發聲，我認為已經很明確的我以後如果當社工，我一定是跟這些人工作。但是這些人為什麼變成這樣？到底什麼是窮人？什麼是貧窮？這些人陷於困境中，究竟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還是社會的責任？
正巧開課程的老師一位是學諮商心理，一位是社會學背景。當時候也很多的疑問，一部分是老師問的，這些問題都沒有個標準答案，大概是想讓學生的思考面向變得多元，其實我開始從校園中的學生試著去拼湊可能的答案。社會學告訴我貧窮是一種文化，是一種資本主義結構下必然的結果，而造成貧窮者無足夠的資源向上發展，從我國的考試制度一路上把學生分化，分成公私立與會讀書與不會讀書，或技職與高中，層層的分類促成層層的間隔，再加上當時台大老師的論文「誰是台大的學生」台大學生的來源與父母背景，證明其實很多人受到父母的影響下限制了個人的發展之類的，另一部分學校老師聊天時得知（通常老師都會在不同的大學上課）其實像這樣的後段大學，我們學校內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靠著就學貸款來念書，然後大學的學費又那麼貴，學生付不出學費因而休學時有所聞。再加上當時又有十八分上大學的新聞，可以感受到這些後段的私立大學學生受到汙名化。我心中當時滿憤慨的，對於整個社會。
我不清楚是否學校有刻意的操作，或者同類相聚的影響。我自己領著獎學金來低就這間學校（我當時就這樣想），我校園生活周遭的人卻都是一群家庭經濟不錯且領著獎學金過著無憂無慮日子的人，可能我都固定出沒於宿舍與偏向理論的課程，我的生活圈似乎跟上述的貧窮的學生少有交集。大概只有在通識課時，漸漸地感覺到「有一群人似乎跟我不太一樣」，他們嘴裡可以很自然地脫口而出，讀大學有什麼不一樣，就只是混一張文憑。在他們的理解下，讀大學真的只是來買一張對未來或許有一點幫助的東西，然後他們的生活以工作為主，是半工半讀，對他們來說閱讀一本書，從來不比找到時薪105元的工作來得滿足（嘉義的勞基法根本沒有）。
我對這些人很好奇，他們成長的背景或許跟我截然不同，之後我再與另一位老師的長談時，他在台中一中與我學校教書，他比較兩者，然後直言告訴我這些來念這所學校的學生大部分是在求學歷程中，求學的回饋不多的人，所以他們很少感受到念書的方便，所以有人說讀書有顏如玉、黃金屋他們沒再相信這一套。我可以看到在學生之間，甚至有著看起來像是流氓的一群人，而這些人的氣質（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與消費方式確實明顯的不一樣，例如：就學貸款之後，他們要打工賺取生活費，但工作時間與讀書時間排斥，學業不佳造成無法準時畢業，然後拼命的打工只為了買最新出的iphone。或者可以感受到，一些家裡經濟比較好的學生開著改裝的汽車來學校接女朋友，跩的什麼樣子。因為殯葬業收入較高，有些學生擔任正職，然後貸款買車。我開始感受到這群學生之間似乎瀰漫著一種功利的氛圍，對於賺錢有著急迫性，對物質有著強烈的渴望，好像大學時期就晉升有車階級可以代表著一個人的成功，因為汽車是一種社會地位與財富的象徵，提早擁有汽車似乎就等於超前發展，比同年齡層的人來得更為成功。
我一直看著這些人，一直想著這些人的特異行為，同時越來越感受到「他們是不一樣的，但在這個學校我才是最奇怪的」，一種特異的感覺，油然而生。這些人的行為也不難理解，因為品味與社會價值掌握在社會上層的少數人手上，所以底層的人想要模仿，社會學這樣告訴我，我隱約覺得事情好像不只這樣。我對這群人，或許從老師口中他們有著貧窮的背景，這卻不能用來合理化他們影響別人的理由。一股有著同情與憤怒的感覺讓我面對這些人。
社工課程確實難，但是難得有趣，我自己都還可以應付，學業的部分一直都是我可以掌握的，在學校裡面看到這些人我心底有些情緒，面對學校的這個氛圍，當時我開始想「也許是樣本的數量的問題」，我在大學二年級暑假期間因緣際會下參與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舉辦的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這是我政治啟蒙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促使我開始接觸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那些歷史課本輕描淡寫的部分，我應該花了快一個學期整個人浸在了解戒嚴時期。在讀書的過程中〈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者文集〉、喬治克爾〈被出賣的台灣〉、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林莉菁〈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在念這些書的過程中，我同時感受著書裡面的情緒與自己的憤怒，有時讀著讀著就因為書本的內容，我心情不太好所以翹課了，或讀著讀著自己留下了眼淚，或者讀到一個段落之後我必須散散心去排解自己的情緒，同時我也隱約地感覺到「我自己是誰」從而發現「我自己跟他人是有某種連結性的」（Jung歷史共同體）。
在這同時，我開始比較頻繁的搭車往台北餐與社會運動，想要去了解「真正的弱勢」是什麼，所以我參加工運、關廠工人、318學運，我順著自己的背景，選擇以關懷勞工為主。「真正的弱勢」這個問題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感受到結構底下肇生的弱勢，當時我是偏向結構面去解讀的，覺得學校生活的那群人，這些人的格局滿小的叫不在意他們，可是我生活的場域還是以學校為主，免不了的還是會遇到這些人。一種隔閡與孤獨感我漸漸購受到，它越來越強烈，我對這所學校滿失望的，論教材、學生素質這些東西，都是當初高中的我在選填志願時無法料想到的，有時候我會覺得我現在就是在為我自己做的選擇承擔責任，為我自己高中時的私人的任性所做的執意的選擇負責任，所以我在這裡。
大學三年級開始社工第一階段的實習，因為當初老師鄭在推醫務社工，認為其專業性比較高，所以競爭的實習單位我自然而然的選擇醫院，嘉義的實習機構其實就固定那幾間，除醫院之外，另外扎實的就是生命線，在此老師也明講有些人實習不是為了學習東西是為了學分，故也有一些比較輕鬆的實習，我自己選擇的網困難的地方去。對於醫院除了醫務社工與精神醫療與社會工作，自己知道的大概不多，因著自己對於精神疾病病人有興趣，他們的怪異行為與介於正常人與非正常人的分野，我自己對此感到強烈的好奇，再加上精神醫療課程中聽到老師解釋各種不同的症狀與各案的背景故事，讓我感到好奇。我對於兒童、老人、青少年不感興趣，他們太正常了，以至於我會想去看看生病的人的狀態。
實習面試時得知是在醫院的精障者住宿型機構，旨在培養入院與回到社區之間避免旋轉門效應，提升住民環境適應能力的機構，這裡的住民功能較好，要規劃一個八次約20多人的團體，並練習與一位個案做晤談了解生命史。花了滿多時間規畫生命教育團體，在帶領團體的過程中對精神疾病有更多的了解，那種隔閡與疾病的視角轉化為一種較為同理的心態，不過因為疾病的病況不穩，團中確實容易有被打擾的狀況。實習過程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跟著醫療團隊（護理師、心理師實習生、社工師）一起至案家面訪，有些幾個案家地處偏遠連門牌都沒有，入家門家徒四壁，四面陰森，而家裏面除了老舊的木頭家具再搭配舊款的電視，案家因為怕自己發病的小孩到處遊蕩或傷人，所以會把個案關在鐵籠裡，那一次的家訪讓我看到台灣的貧窮家庭的狀況。原來貧窮者的家庭還有電視，還是有基本的娛樂，讓我心裡面有著巨大的改變。
實習結束後，三年級下學期因為發現自己修了太多外系的課程，但是又無重大事由無法退課，發現自己領不到獎學金，加上又失戀，所有的學校課程就無再去上課了，給自己一個學期的時間遊蕩，因為學校的課沒去了，我用一個學期的時間跑去隔壁的中正大學旁聽，當時考慮是否要修社會福利系或法律系的課，因為對於是否從事社工自己也滿懷疑的，我就去旁聽法律系的課，從此我看到一個相對於我學校較為正常的一群人，我來到一群求學歷程中讀書回饋感較為正向的地方，也感受到有別於人文學科的不確定性，法律所提供的判斷與是非黑白分明，有時我覺得或許這才是世界真實的樣子，個人的感受與動機或許都必須受到一個絕對的判斷基準去衡量，而不是討論這些感受層面的東西於事無補（例如：夏林清的輔大性侵案）。
我對於貧窮者，一直是模模糊糊的狀態，那條黑白分明的界線並不那麼理所當然的適用於每一個人，但是人到底是什麼？性惡或善，社會工作讓我看到很多的案例，也讓我的思考變得比較多元，我還是沒有定論。在個案，或說在學生身上看到的似乎不像書本所述的那麼單純。
服兵役。帶著一個誤打誤撞的心態在軍中做社會工作，名目上是文書行政作業，實際上在那個環境因為就醫需要消耗龐大的人力，故會期待第一線工作者評估與篩選個案的急迫性來判斷是否就醫，再加上與其寫著一連串負責的評估讓人看不不懂，長官更期待寫著疑似精神分裂症、疑似憂鬱症來作為個案問題的總結，某種程度上擁有著診斷權，我在這一年裡在個案身上研究精神疾病的敏感度，最多的是躁鬱症與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的部分因為亞型與狀況太多元，反而抓不太到判斷的基準。因為是自己學過的東西所以感興趣，在個案身上我當時投注了滿多的熱情與感受，讓我發現工作的過程中有許多的案主之所以成為案主，一部分受機構所造成，讓我對於馬克思批判社會工作有更多的理解，社工或者我有時就像是體制內的安慰劑，篩選個案的何去何從，這樣的感受很深，因為我不是那麼的認同自己的這項功能，就像助紂為虐一樣荒唐。
越來越困惑，這些疑問隨著脫離這些環境之後就中止了，當我越發看到自己家庭的支持度與自己生活品質的提升，我把這些疑問區分為「案主的」，而我繼續的享受著「我的」生活，告訴自己這叫做個人與工作的切割，在工作之餘我還保有部分的我，社工成為一種JOB，而不是CAREER，告訴自己成為一個無聲的螺絲的體制中安身立命，或許這是艾瑞克森成年早期的課題調和青春期與社會現實的界線。我心裡仍有期待，因為好像不應該只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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